论文构建了一个城市建设用地供给的理论框架，揭示了中国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“人口、土地和住房”的空间错配机制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。

研究发现: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受制于一个“从中央到地方”、“先地区后用途”的指标分配制度。首先，中央政府每年确定一个指标总量，控制全国的城市建设用地供给规模。然后将这一总量指标在省级行政区之间分解，并通过省级政府进一步将指标分配到区县，这是指标的地区配置。其次，由掌握着指标用途配置权力的区县政府，将指标进一步分解为工业用地指标、居住用地指标等，这是指标的用途配置。

中国的住房市场因此受到多级政府指标配置行为的叠加影响。基于这一制度背景，该文构建理论模型，考察省级政府在区县间配置指标、区县政府在用途间配置指标的激励机制。研究发现：财政激励下的区县政府会采取扩张工业用地、压缩居住用地的用途配置模式；而“城市化激励”下的省级政府对指标的地区配置，既取决于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，也取决于城市人口集聚带来的治理成本的增加。为了规避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治理成本的加速上升，大城市分配到的指标更少,而无论其人口集聚能力如何。

文章进一步使用区县层面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数据，使用系统GMM估计方法检验上述理论假说。基于实证研究结果，该文将房地产市场上上演的“中国故事”概述为: 逆人口集聚方向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地区配给模式，叠加偏向工业的用途配置模式，对居住用地供给和住房市场产生了显著的挤压效应，导致“人口、土地和住房”的空间错配。

因此，需要改革当前的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制度，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。该文主张：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地区配置，应在事前顾及人口流动方向，将指标的投放与城市常住人口及其增长潜力挂钩，改变现行的“人地挂钩”政策将“指标投放与事后的人口落户情况”相关联的做法。也就是说，应根据人口流动方向主动增加土地供给以促进人口落户，而不应被动地根据落户情况安排土地供应。这同时要求在一些前瞻性政策，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制定时，提高人口流动因素的权重，科学测算各级行政区应分得的指标数量。当然，重构区县政府居住用地供给的激励机制同样重要。

该项突破的实现，充分体现了近年来学院在学科发展、科研成果培育、人才引进和青年教师培养等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。仅2018年，学院张琼、闵继胜、花冯涛、马长伟、胡小文、方昶、徐飞、罗昆、周尔凤、刘树利等一大批青年教师就实现了ESI高被引论文、SCI一区论文、《中国工业经济》、《中国经济问题》、《中国管理科学》、《南开管理评论》等一系列高级别科研成果的重大突破。